东莞市依照1∶12的比例，为东莞302个市直部门社工服务岗位聘请了25名香港督导。　　
      
      早上6点，卓冰峰准点起床，先确认要用到的讲课资料是否已备齐，再悉数装进包里。洗漱完毕后，7点前，从香港的家中出发。他必须在10点抵达东莞横沥镇，给那里的十多位社工上课。当晚，他会住在东莞。第二天继续安排一天的课程，傍晚6点再从东莞返回香港，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
　　
      每周，卓冰峰有四天时间呆在东莞。两天时间与部分社工单独见面，谈个案、谈活动，剩下两天，除了连续四五个小时的讲课，还要对十余名一线社工上报的个案档案、活动计划进行审阅。卓冰峰的职位叫“东莞计划督导”。
　　
      在东莞，像卓冰峰这样的香港资深社工“督导”有25位。他们有多年从业经历，常年往返香港-东莞两地，对东莞社工开展培训和实训。2009年，建立社工制度的同时，东莞参照广深经验，引入“香港督导”。其初衷是帮助东莞一批刚毕业，缺乏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的一线社工尽快成长。

　　
       请进来 拜香港督导为师
　　
      冯敏接受香港督导的督导培训已有两年。每个月与督导一对一面谈两次，每次至少两个半小时。谈及个中感受，冯敏直说“很紧张，很恐怖。”
　　
      督导前，冯敏要填写一张“督导建议书”，写下此次单独面谈自己期望督导帮忙解决的问题。另外，还要整理好近段时间全部的工作总结和计划书，准备接受督导的“拷问”和“审核”。
　　
       所谓“拷问”，即督导会仔细查看冯敏近来接手的“个案”，并针对个案信息提问。如回答不上，说明走访和调查工作不细致。冯敏记得，一开始，常常回答不上督导的提问。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接手的个案是一位因为相貌问题而迟迟找不到工作的中专毕业生。冯敏把这个女孩自身及其家庭的信息了解得很清楚。但没想到，督导会问及这个女孩所在的居委会、学校，以及是否领取过救助金等信息。这些，冯敏几乎没有想过去了解。
　　
       冯敏一方面惊讶于督导的细致和严苛，另一方面也深深记住了那时督导对她说的话：“你要帮案主解决问题，就要去了解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哪些是用过的，哪些是没用过的。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每一步应该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所谓“审核”大多是督导针对社工制定的活动计划书提出意见。冯敏告诉记者，督导会要求社工制定的计划书要清晰且具体，督导则会斟酌计划书里的每一句话，提出哪些是需要修改的，哪些是可以强化的。
　　
       冯敏常常要在督导面前“表演”，告诉督导自己打算如何与案主交流，如何组织一场活动，督导则会针对冯敏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表情、肢体语言做出修正。
　　
        接受督导培训已经有两年了，问及最大的收获，冯敏说“变得严谨和严格了”。“以前很随意，觉得只要是帮别人，有心就行。现在明白，社工是一种职业，一举一动都必须职业化”。

                                 
       督导每月在东莞工作10天，对东莞社工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督导，月薪2 .3万元。
　　
       本土化 才是督导最终出路
　　
       督导的言传身教和密集实训，让东莞许多一线社工收获颇丰。然而，大陆社工制度的不完善，救助体系的缺失，让许多在香港“天经地义”的经验在东莞“行不通”。
　　
       在救助一位孤寡老人问题上，香港督导的经验就曾让冯敏“不知所措”。老人遭家人嫌弃无人赡养，自己领养的孤儿到了上高中的年纪，因为家里困难而面临失学。老人向冯敏求助。
　　
       在香港，老人若遭遇此种待遇，政府会要求子女签订一个合同，承诺老人去世后不继承一分钱财产。政府将给予老人补贴，并可能资助孤儿继续读书。依此经验，冯敏的督导多次建议冯敏去找政府求助。
　　
       冯敏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不知怎么向督导解释，很多在香港很自然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就是行不通。”冯敏说，在内地做社工，得学会更灵活，一条路走不通，就去尝试调动其他的资源。
　　
      在东莞当了两年督导的卓冰峰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在内地做社工“无力感的时候会更多。”
　　
      卓冰峰以自己督导的“戒毒”领域为例，“在东莞，据我了解，只有3间机构提供美沙酮治疗服务，而在香港，已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除了美沙酮治疗服务，还会提供滥药辅导服务，帮助人们建立离开毒品的信心。”
　　
     差异的存在，让卓冰峰认为“本土化”才是最终出路：“一方面，香港督导需要不断地了解内地与香港的区别，不要照本宣科地讲香港的经验；另一方面，东莞也应该借助香港督导培养起一批自己的本土督导，提供最适合东莞的社工服务”。

       扛不住 一名督导年薪近28万
　　
      培养本土化社工督导，也是东莞政府层面的期望。聘请香港督导的高额费用，让东莞市民政局感慨“压力不小”。
　　
     目前，东莞市共聘请市直香港督导25名，每人月薪2.3万元，年薪将近28万元。算下来，单聘请香港督导的费用，每年就得花去690万元。而一名社工要“出师”成为“熟练工”，至少需要香港督导“执鞭”三年左右。这笔费用，让东莞市民政局社工科有关负责人坦言，“肯定不可能这样一直请下去。”
　　
      目前，东莞虽没有自己本土的督导，但已经从一批优秀的一线社工中提拔了57位“督导助理”。督导助理必须有至少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接受过香港督导至少一年的培训，他们可以与香港督导组成一个督导小组督导社工，同时也接受香港督导的单独“培训”，尽快独当一面。
　　
      东莞市民政局社工科表示，希望学习深圳“一线社工-督导助理-见习督导-初级督导”的人才逐步培养模式，一方面这符合东莞社工发展时间短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借助香港督导的丰富经验、尽快发展本土督导人才的需要。东莞希望借助此种方式，培养一批本土的社工督导，而香港督导在一定阶段将退出东莞。
　　
        对话
　　
        香港资深社工卓冰峰：
　　
        东莞社工缺乏安全感
　　
       记者：你觉得东莞社工现在最缺乏什么？
　　
       卓冰峰：他们在学校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但是又不够扎实，运用得也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担心哪一天政府对社工的这些优惠政策会消失，担心下一年还能不能做社工，担心社工做到最后，提升空间有多大。但我一直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很幸运，政府对社工的重视前所未有。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提高身为社工的一种“使命感”。只要有一个个案因为自己的努力命运发生改变，我觉得就值得为这一个人而坚持下去。
　　
        授课一幕
　　
        社工不是“救世主”
　　
       上周五，卓冰峰给10个社工讲“家庭结构治疗法”。卓冰峰先请5个同学临时组成一个“充满对抗，缺乏沟通”的“模拟家庭”，爸爸在外赚钱，但有吸毒史，认为只要给家里钱就好；奶奶和孙子的关系好；妈妈和女儿的关系较好；两方都对彼此看不惯，整天吵架，而爸爸大多处于中立，不进行调解和劝告。5个同学分别扮演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卓冰峰则扮演调解矛盾的社工。
　　
       30分钟“表演”时间过去，“介入”接近尾声，卓冰峰让每个家庭成员说说自己的问题，以及对这个家庭的期望，并交给这个“家庭”一个任务：“回去以后商量一下该如何解决矛盾，下次我们再继续聊。”让家庭本身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做法，与东莞许多一线社工不同。在场一位社工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把事情交给他们解决，等于没解决吧？”
　　
      卓冰峰特别对此做出了解释：“社工介入个案，一定是一场持久战，不要期待一次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此外，最重要的是，社工一定要保持这样一种态度，解决问题的力量一定在家庭本身，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我们只是案主的陪伴者，我们要做的，是借助这个家庭本身的力量去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

　　
       采写：记者 黄其 实习生 黄群飞　摄影：记者 刘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