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您好!请问是李姐吗?”“是啊,你是?”“李姐您好!我是罗湖区妇联的社会工作者小王……”
几乎每次,我都是通过这样的电话问候,开始我与辖区单亲母亲的聊天,寻找需要社工帮助的服务对象。
虽然电话拨通后的开场白是一样的,但是我面对的单亲家庭各不相同,接下来的“个案之旅”也各有特色。
这次我拨通了李姐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想自己创业,她为此焦虑得睡不着觉,希望我能帮她劝服女儿放弃创业的念头并帮女儿找份工作。在进一步的询问下,我了解到,她的女儿小妮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目前正在帮朋友打工画动漫。前几天她向母亲透露自己有开精品店的打算,并需筹集5万元钱。李姐非常反对,并让所有的亲戚去劝说小妮放弃创业的念头。这不仅没有阻止小妮的想法,反而引起小妮对母亲的反感,母女关系恶化。
在电话中,我先认真倾听李姐的诉说,然后安抚她的情绪:“确实,5万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需要格外谨慎。您先不要着急,她目前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还没有去实行。另外,您的女儿想自己创业,也表明她很勇敢啊!如果她的想法非常成熟,开精品店成功了,还可以帮家里赚钱呢!”李姐沉默了一下,又说:“哎呀,她这个黄毛小孩,能创什么业啊!”“是啊,所以需要我们和她一起分析她的创业想法啊,先看看她的想法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她自己也就放弃了。如果您和您的女儿愿意的话,我可以去您家里,和你们一起讨论创业的想法。”
李姐非常高兴,约定第二天晚上去她家。
接案成功!每当我听到服务对象愿意我去家访时,我都会窃喜。毕竟,在社工刚刚起步,市民还不了解社工的国情下,我们不可能像国际社工那样等着案主来敲门寻求社工帮助,而是用本土化的方式主动推销自己,让有需要的案主愿意尝试社工的服务。
一、个案之旅
第一步,了解更多信息,做预估。
接案之后,我要先做筹备工作。我在网上查找开精品店的资料,包括其他人的经验、难题等等。我询问自己周围正在创业的朋友,她们有什么心得体会。然后,整理自己所获得的信息,为第一次的家访面谈做准备。
第一次家访,女儿不在家。李姐告诉我她正在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李姐坦言,她的女儿可能是不想见“说客”,所以找借口不回来了。我和李姐聊了许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在女儿创业这件事情上,我告诉李姐,如果她只是一味地反对女儿创业,那么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女儿被迫放弃创业的念头,但是她会心怀遗憾甚至埋怨母亲不理解自己;第二种情况是女儿更加叛逆,执意去开精品店。但如果我们理性地与她一起分析她的想法,并给出适当的建议,那么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这时,李姐想让我在电话中与女儿通通话。她拨了女儿的电话,告诉她妇联的社工来了。当我拿起电话跟小妮沟通时,我先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用开玩笑的语气强调了自己不是母亲派来的说客,相反,我对她的想法很感兴趣,并觉得她挺勇敢的,想和她一起探讨探讨创业的想法,比如在哪里开店,从哪里进货,自己有没有什么优势和困难。小妮对此很感兴趣,于是提出和我见面。
通过动机访谈法,在10分钟内,我让小妮愿意见我了。
经过初期的会谈,我发现,这个家庭正面临女儿创业事件所产生的亲子关系危机。如果采取危机干预的介入模式,那么我首先需要缓解家庭成员的压力,其次,与她们共同解决问题,将危机转变为改善家庭问题的“契机”。
第二步,与案主共同分析问题,确定目标和计划。
第二次家访,小妮和李姐都在家等我。李姐告诉我小妮今天辞掉了帮朋友画动漫的工作。虽然我惊讶于小妮的冲动,但我还是先鼓励她“看来你已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并有意识地看了看李姐,将女儿的坚定决心传达给母亲。
接下来,我逐渐将话题引向小妮的创业想法。我鼓励小妮在母亲面前说出自己的创业想法,包括在哪里开店,开怎样的精品店。小妮在讲述自己的想法时,母亲不时地插话,向我提出各种疑问,以否定小妮的想法。我有技巧地做平衡,并继续鼓励小妮讲述自己的想法。在听完小妮的想法后,我开始询问她,关于资金、进货渠道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总体而言,小妮的想法过于乐观和简单,如果真想创业的话,她目前准备得还不够充分。
这时,我没有直接指出问题,而是拿出笔和纸,运用SWOT分析法,带领她分析这个创业想法,包括自己的优势、可运用的资源、自己的劣势、预计的困难,并一一列明在纸上;根据列明的各项,我再和她一起探讨开精品店是否可行,要将它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哪些前期准备。
从言谈中,我发现小妮仍然对开精品店兴趣十足,并对我提出的一些完善性意见非常满意,原来被母亲压制的热情现在更加高涨了。
于是,我将小妮作为我的主要服务对象,并与小妮约定,我们先收集信息以确定开精品店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如果可行,我们再进一步完善创业的想法;如果不可行,就放弃创业,自己先找份工作,为将来开店做准备。
小妮同意了这个约定,并答应完成我布置给她的家庭作业:劳动部门了解创业贷款政策的详细规定,并开展前期的市场调查。下周家访时我检查作业。
与此同时,我告诉李姐,小妮很勇敢也很有想法,并不像母亲想象的那么没有能力。不妨先给女儿一个机会,让女儿去尝试尝试。况且,她目前只是做前期准备工作,还不会投资,不会有金钱上的损失。李姐最终同意了。
通过带领她们共同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初步让母女之间的“战火”得到平息,将注意力转变到共同的目标上。
第三步,跟进,调整目标或计划。
一周以后,小妮告诉我,她放弃创业了,打算自己去找份安稳的工作。原因是她去劳动部门了解到,创业贷款并不像她以前听说的那么容易申请,她觉得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决定放弃。
如果采用“危机干预模式”,那么我可以结案了,因为小妮决定不创业后,母亲就不必为此焦虑,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但是,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个家庭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小妮创业风波虽然平息,但是从这次风波中反映出来的不良亲子沟通模式仍然存在,并且小妮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小妮即将面临找工作,如果母女之间的沟通模式没有得到改善,小妮不仅得不到重要他人(母亲)的支持,而且还会因出现新的分歧而使亲子关系再次紧张。
为此,我与小妮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并与之共同确定了2个目标:
1、更好地了解自我,准确定位,以顺利找到工作;
2、改善母女关系,完善亲子沟通模式。
第四步,继续跟进,实施计划。
目前,小妮正在找工作;我与李姐在电话中进行了一次会谈,希望她能更多地鼓励女儿,并发出再次与她们见面的邀请。
目前,这个个案还在跟进中。
二、反思及感想
回顾这个案例,有以下几点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如何确定服务对象和服务对象的问题。
如果按照接案时求助者和求助者提出的问题来看,这个个案的服务对象是李姐,问题是帮助她的女儿找工作。显然,我们社工不是职介所,为他人介绍工作不是我们社工的强项,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服务范围。
再进一步追问得知,李姐之所以想让社工帮女儿找工作,是因为李姐不想让女儿冒险去创业。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为了调和家庭矛盾而去劝她的女儿放弃创业,那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母女关系更加恶化。
这时,客观分析,可以发现,这个家庭所遭遇的危机,表面上是女儿创业这个事件造成的,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亲子沟通存在问题,家庭动力没有发挥良性功能。那么,这个家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化解家庭危机;第二,改善亲子沟通模式。我将服务对象定位于改变动机最大的小妮。
第二,如何将服务对象吸引过来。
目前,我国社工职业化的发展刚刚起步,很多市民都不了解社工是什么,更不会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前往社工机构主动寻求社工的帮助。这给我们的接案以及后期的跟进提出了难题。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本土化的方法。
接案,我们采取主动打电话的方式与潜在的服务对象取得联系。打电话时,首先我们称呼案主为“某姐”(即使素未谋面),而不是“某某女士”,这样更具亲和性。其次我们会介绍自己的身份——罗湖区妇联的社工,通过强调“妇联”来赢得单亲母亲们的信任。再次我们会根据单亲母亲的情况灵活地找话题,了解她们的近况,并结合前期调查问卷的内容,判断是否需要社工的介入。
在前期跟进中,我会先从服务对象最关注的问题入手,以关心者的形象倾听她的问题并简单地给点建议(属安全性建议),从而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当然,我们不会跟着案主走,而是以案主提出的问题为引子,寻找隐藏在案主及其家庭后面的实质性问题(这种能力是在督导的培训下渐渐练习出来的)。
例如,在这个个案中,我就从小妮最感兴趣的创业点子入手,通过与小妮共同分析她的创业想法,赢得了小妮的信赖,使小妮在放弃创业后愿意对我讲述她与母亲之间的烦恼,也愿意接受改善亲子沟通模式的建议。
第三,如何看待个案及社会工作的效果。
每个个案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个案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看上去,个案既费人力物力,又不如社区活动甚至社会行动那么富有社会影响。多做一个个案与少做一个个案,多服务一个家庭与少服务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影响都不大。但是,人总是有生命的,多关心一个人,就是多帮助一个家庭,就是多增加一些人的幸福感。所以,即使每个个案都做得很费力,成效又不大,我们还是愿意去尝试。
当然,我们做个案的过程,也是我们积累并丰富自我的过程。在做个案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加娴熟地运用社工的技巧,我们会更多了解单亲母亲群体的心理特点和生活状态,我们会更加体会到单亲母亲的兴趣和需要。
这些积累,会为今后举办社区活动提供基础,会为群体性服务提供基础。比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感悟到亲子沟通的重要性,以及沟通不畅的原因。今后我在举办亲子辅导的社区活动时,就会有更加深动的素材和深刻的感受与活动参加者分享,从而发挥预防问题的功能。
第四,扩展开的想法。
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妇联引入社会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社会工作借助妇联这样的优质平台,迎来了起步阶段的良好发展。社工在帮助服务对象的过程中,服务对象获得了能力上的提升,社工也获得了自我的成长。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和努力,我们都是成长者和收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