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子女教育个案中家庭社会工作治疗模式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正在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家庭观念、关系方面，而且表现在家庭结构、模式等方面。随着离婚率的增加，单亲家庭在我国的出现和增长趋势以及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逐渐显露出来。研究表明，单亲子女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家庭，所以家庭教育尤显重要。而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已不能满足单亲家庭教育的需要，因此，对单亲子女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必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该研究有助于单亲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意识，把单亲家庭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有助于学校、社会采取科学的方式使单亲子女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同时，可促进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
单亲家庭的概念
综合分析国内外关于单亲家庭的概念，单亲家庭的概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①家庭成员关系只有一种，即只有单一父亲或母亲与子女关系；②子女应有年龄界定，以成年为标准。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在法律上已被赋与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因而单亲家庭子女的年龄可以界定在18周岁；③子女的婚姻状况应是未婚且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根据这三点，我国学者刘鸿雁将“单亲家庭”定义为“只有父亲（母亲）一方与其未婚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 [1]是较为合适也是有法理依据的。
纵观中外家庭的历史，可以发现，单亲家庭根据其发生的源起不同，而分为以下四类：丧偶式单亲家庭、离婚式单亲家庭、未婚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需要说明的是，界于我国单亲家庭的源起和组成主要是以离异家庭为主，本次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以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作为个案来阐述。
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综述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所实施的家庭教育主要是从开发智力，提高学习成绩这一角度出发的，而实际上，“家庭教育的最主要功能还在于促使子女的社会化，促进其人格多方面的发展，培养出具有独特个性的合格公民。” [2]正是由于家庭在人格形成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复杂多变，对单亲家庭的教育在子女人格形成上的不利影响的研究才变得复杂起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比起双亲家庭中其个性来自父母双方影响的孩子，单一家长的个性、能力及有限性给其子女打下了更清晰的印记。这种情感方面的残缺和缺憾，常常影响着子女成长中的心态、性格和行为。
随着单亲家庭数目的增加，单亲家庭的种种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单亲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其一般定义是“助人自助、改善社会、争取个人权益、实践平等、平权、尊重个人生命和价值” [3]，其工作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因而很自然地应把对单亲家庭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家庭社会工作概述
家庭社会工作是“以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即动员社会及家庭资源，促进家庭正常运转及发展的社会福利服务”。[4] “它是在社会工作理论指导下，以家庭为中心维护家庭的完整，视家庭为一个整体并顾及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的需要，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各项家庭服务，以促进家庭问题的解决。问题解决的过程，包括对整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的需要进行评量（assessment）、介入（intervention）及评估（evaluation）等。”[5]家庭社会工作把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现代家庭婚姻体系中，为家庭提供支持，增强其动力，协助家庭成员处理所遇到的性、结婚与离婚、生育、抚养、赡养、家事管理等问题，增进家庭的福利，使家庭更好地尽责和发挥功能。
家庭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如下两个特点：以家庭整体作为问题评量和介入的重点；重视家庭和社区资源的联结。我国的家庭社会工作包括治疗性和预防性两种模式。治疗性家庭社会工作重在救助出现经济问题、心理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的家庭，预防性家庭社会工作重在家庭功能的发挥。
3.2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家庭社会工作模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精神医学界。“它改变了以往以个人为治疗目标的模式,代之以整个家庭,着眼于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从而解决问题并达成家庭和谐。50多年来,家庭治疗发展迅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根据不同派别的侧重点,可以将家庭治疗分为心理动力学派、结构家庭治疗学派、经验学派、行为学派和心理教育学派。”[3]不同流派的家庭治疗有其共同之处：“都以关怀家庭、协助家庭恢复正常功能为目标,以调整和改变家庭系统的运作为治疗的焦点。”[6]家庭治疗在中国大陆的心理治疗领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在社会工作界则是刚刚起步。
4 个案研究
4.1个案介绍
案例一：
王女士，41岁，籍贯湖南，16年前与丈夫离异，之后到广东谋生，与女儿同住，离职在家近十年，身体有多种疾病。女儿小文，17岁，上高中，成绩较差，不敢主动与人交流，曾停学在家，在镇上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月工资800元。女儿工作早出晚归，与母亲甚少交流，谈话时间一周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一交流便会发生争吵。两个月前，小文在其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辞了之前由其母亲为她介绍的一份工作而换成现在的工作，母亲相当气愤，母女关系出现僵局，或争吵或互不理睬。
家庭成员状况：母亲，小学文化，年轻时家境贫困，与前夫结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在女儿小文约一岁的时候，因夫妻感情不合而离婚，子女均由前夫抚养，其于女儿6岁时获得抚养权，母女共同在南方居住。头四年，请了自己的姐姐过来照顾女儿，四年后，姐姐离开，王女士离职，开始了与女儿的二人生活。女儿，身体正常发育，性格内向、自卑，害怕与人交流，知心朋友较少，学习成绩时常在班里的中下等徘徊，进入高三后，学习赶不上，主动放弃了学业，让学校保留了学籍，高三上学期期末，由母亲介绍了一份工作。
家庭经济状况：能维持基本生活。母亲离职前曾做了几年制衣厂师傅和理发店师傅，手艺较好，有相当的收入并有自己的储蓄。女儿工作后，工资虽不高，可包一日三餐，回家住宿，一个月花费较少，所拿工资基本交由母亲保管。
居家环境：住花园式小区，两室两厅，女儿有一个单间居住，家具齐全。
亲子关系：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离不开女儿，却又不懂得如何与女儿沟通与交流，在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上，多年来都是专制式的打骂，或是偶尔放任式的不理睬，母女俩的沟通相当困难。在父女关系上，据王女士的朋友介绍，女儿很想念自己的父亲，虽然父亲对女儿已经结束了抚养的责任，可幸运的是，离异后的父母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父亲可不时来看望女儿，频率大约是一年有一次。
人际交往：母亲，据其朋友介绍，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与朋友的关系不甚融洽。女儿，平时不敢主动与他人交流，在学校也没有多少同学跟她玩，比较孤独。另外，由于母亲过多的干涉其与他人特别是跟异性同学的来往，导致她与外界的交往更少。
案例二：
吴女士，40多岁，十多年前移居深圳，孩子未出生便遭遇离婚，儿子今年12岁，出生后一直由外婆看管，约8岁由母亲接回深圳上小学。吴女士身体不大好，经常要吃药，现失业在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区的公共服务岗位补贴以及亲戚的相关接济。亲子关系方面，由前期的疏远转为现在的亲密，甚至纠缠，儿子对母亲既依赖又害怕，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开始具有早期的反叛行为。家庭教育方面，母亲对儿子的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注重孩子的学习，孩子的“不听话”时常令她苦恼。
案例三：
赵女士，43岁，曾做过教师，现失业在家，离婚有5年多。儿子15岁，读高中，学习很好，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好，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有自己的方法，对孩子的要求较高，可由于母子俩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亲子之间存在冲突。
4.2个案分析
社会工作领域的干预理论和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告诉我们，个案工作中受助者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环境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其理论模式强调“人在环境中”的观点，着重指出个人的行为是同时由心理和外在的社会因素造成的。本研究主要从家庭因素出发，对案例中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4.2.1父母的社会化程度
父母作为施教者，他们素质的高低对教育质量影响很大，它包括心理和文化素质。父母本身社会化程度较好，家庭教育的质量就会比较高。这是因为素质高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互动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发现、引导子女的兴趣爱好，并用自己以往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去教育子女。相反，素质较低的家长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把握教育方向与方式，容易形成单一方向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子女的全面成长。从案例一可以发现，王女士的文化程度较低，属于小学水平，在从事的工作中主要属于手艺技能型工作，人际关系较为一般甚至紧张，在教育子女方法通常采用的是单一式灌输或强迫，而不是互动的沟通。而在案例三中，赵女士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曾经拥有做教师的经验，对子女教育方面比较有方法，因而对子女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2.2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望
“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望是父母对子女将来社会角色的事先定位。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成长会产生指导性的影响，会影响家庭教育的操作过程和质量。”[6]案例一中，王女士对女儿小文的角色期望较为模糊。首先，在学习上给予了女儿高要求，却又从来不过问女儿学习的困难情况，当女儿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时，便随意放弃对女儿的期望。其次，王女士由于个人认知水平的限制，并没有对女儿将来社会角色进行定位，也没有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性影响，导致女儿在人格发展上没有受到良好的锻炼，从而致使女儿在自我认知水平上被限制，产生性格以及人际交往上的障碍。案例二中，吴女士将儿子的期望简单定位为“听话”，当儿子出现违背或不合作的行为时，母亲就会很沮丧，亲子关系便走向紧张。不难看出，此时吴女士对儿子的角色期望不利于儿子个性的养成。
4.2.3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主要指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居住条件。“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于子女成长是重要的客观条件。首先，物质生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子女生理上的生长发育。其次，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也决定着家庭教育投资情况。”[6]家庭居住条件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居住条件好，能减少对子女的干扰因素，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去学习，同时能够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在案例一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家庭的经济来源得益于母亲早年的储蓄，可是这种只出不进的经济生活方式，难免不会使人对未来产生忧虑以及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表现在女儿身上，便是严格限制女儿的日常花销。另一方面，据考察，母亲王女士不是没有给女儿买参考书和维持基本生活的资金，而是其在主观意识上没有认识到短期资金的投入会给女儿带来长期发展的机遇。案例三则不同，一方面，家庭条件足够宽裕，另一方面，母亲能有意识地为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两种不同的家庭条件，与其子女的不同发展结果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
4.2.4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
家庭结构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是必然和直接的，它对子女心理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些中介因素如亲子关系、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产生作用。“如果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式都比较先进，就能充分调动子女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能够利用家庭中有利因素来避免和克服不利因素，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之，则会影响子女成长。”[6]通过与案例一中王女士的访谈可知，其认为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是首要的，却没有想过怎样去理解孩子，她希望孩子顺从，认为听父母的话就是好孩子，认为学习成绩好才是好学生，否则就会遭到全盘否定。可见，母亲对女儿的教育观念是相对狭隘的。同时，母亲专制式的教育方式，不但不利于女儿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时容易导致母女之间互动沟通变少，关系恶化而引发家庭矛盾。案例二具有相似的情况，吴女士由于扮演了较为强势的角色，使儿子既依赖又害怕，且因有效沟通不足，当儿子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时，便会使自己的情绪受挫，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案例三中，赵女士尽管给儿子创造了较好的家庭条件，但是由于亲子之间基本的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亲子冲突。
综观以上的因素分析，家庭因素是产生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日本犯罪心理学家森武夫说：“家庭是人个性的塑造场”，父母是子女个性形成的首任和最重要的教师。无父的家庭，子女往往缺乏安全感，家庭活动空间较小，子女尤其是男孩子更易被社会不良诱因吸引染上恶习。针对以上个案分析，本文主要从案例一出发，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手法进行家庭社会工作介入。
3.3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在实际介入解决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时，家庭社会工作中运用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一些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传统方法，如微观层次的个案工作，中观层次的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政策等，还包括家庭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种特定的方法——家庭治疗。以下具体运用家庭治疗的相关模式，来探讨与分析上述案例中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模式，以整个家庭为治疗的单位，着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家庭治疗理论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与家庭、与家庭其他成员的互动的结果，个人的问题不单单是个人问题，还可能与家庭有关，可能是家庭系统造成的。所以家庭治疗的治疗对象不只是病人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增进情感交流和相互关心的做法，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达到和睦相处、向正常发展的目的。”[8]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家庭沟通治疗模式，强调系统取向来帮助家庭，以促成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真正的成长。其目标“着重于提高人的自尊，改善沟通，使人更加‘人化’，而不着重于消除‘症状’，清除问题。”[7]萨提尔注重分析家庭的沟通模式，认为“沟通涉及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面。良好的沟通就是兼顾三个方面，表现出表里一致的沟通特点，也就是直接、清楚、完整，采用这种沟通方式的家庭有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应付各种困难；相反，在有问题的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含糊的、间接的，一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演变成危机和家庭纠纷”。[8]她将表里不一的沟通形式分为四类，即讨好型、责备型、超理智型、打岔型。所以家庭治疗者的任务就是“消除破坏性的沟通，改变扭曲个人需要的沟通方法，鼓励、支持和协助家庭成员学习直接的、表里如一的沟通方法，从而增进自我价值，解决家庭问题。”[7]
3.3.1介入家庭与评估诊断
虽然在家庭治疗的理论中，介入家庭和评估诊断是两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但是在实务工作，这两个环节是交织和重叠在一起的。对于家庭社会工作者来说，评估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家庭的组织结构和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在案例一中，王女士与女儿组成的单亲家庭的特殊环境，不可避免给孩子造成特殊的心态。如小文不满周岁便父母离异，跟随父亲，婴幼儿时代便失去了母亲细致的照顾。童年时代，父亲再婚，遭到继母的冷落。不久，被父亲送到南方母亲的身边。在开始的四年，主要是受到姨母的照顾，10岁开始，便正式由母亲看管，在短短的十年间，在其他小孩正经历快乐无忧的童年时代的时候，小文经过多次的家庭变迁，最后回到母亲的身边，却遭遇母亲专制式的管教，女儿不能违背母亲的任何指令，否则便换来家庭的鸡犬不宁，偶尔的反抗成为坏孩子与不孝女儿的代名词，在这种受谴责的心理压力下，在不能选择逃离的情况下，女儿选择沉默，选择顺从与忍让，亦同时为自己的心理与性格发展设置了无形的障碍。通过观察和交流，社工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如下评估：这是一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二人单亲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含糊的、间接的，家庭成员表里不一的沟通形式主要表现为责备型，从而导致了母女关系的僵化，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对女儿的教育问题方面，母亲通常采用的是一种专制式的教育方式，具体表现就是母亲对女儿的行为过多的干涉，采取强制手段让孩子听命于母亲，漠视孩子的兴趣和意见；同时，母亲对女儿的教育观念也相对较狭隘，以学习成绩来衡量孩子的好坏，漠视孩子心理性格及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尤其不利于女儿小文的个性及人格的发展与成熟。
3.3.2确立目标和干预措施
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要去重建一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家庭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重建支配家庭互动的系统，以使家庭功能更有效的运行，并使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健康的发展。社工运用家庭治疗的各项操作技术制定了旨在重建这个家庭互动模式的工作目标和具体的干预措施：
确定目标：
（1）协助王女士及其女儿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破坏性沟通模式。
（2）重新发现彼此和至亲各具人性的一面，鼓励她们对彼此信任并提高她们对这个家的认同感。
（3）协助家庭改变破坏性的沟通方法，化责备型的沟通形式为平等互动的沟通形式。
（4）帮助王女士与女儿接受她们与一般家庭的差异，或者与理想的家庭模型的差异。鼓励这个家庭发展新的规则、新的互动模式和家庭系统。
干预措施：
（1）与案主王女士及其女儿联系，并与之发展和谐互信的关系。
（2）鉴别母女俩的沟通模式与其在压力下的应对姿态。
（3）让王女士和其女儿在社工面前重演他们典型的冲突过程和情景，社工在这样的情景中帮助他们认识冲突的实质和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法。
（4）安排王女士母女两周的见面，每周两次，让其在接受社工的辅导过程中学习控制自己不良情绪和行为的技巧。
（5）让王女士学习与孩子沟通和相处的技巧。
（6）让王女士和女儿用“ 头脑风暴”的方法，分别列出对对方不满的地方，社工对这些不满之处进行重新框架。
（7）协助王女士及其女儿处理未满足的期望，同时协助双方都能接受对方，同时接受自己，以及接触、接纳和运用自身和家庭中的内在资源。
（8）让王女士和女儿提出对家庭未来的构想和期望。
（9）引导王女士及其女儿探索各自的心路历程，将难题转化成正向目标，并作出改变。
传统西方式的社会工作定义指导下的家庭治疗理论，在本土的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困惑，因而在家庭治疗技巧上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中国的父母非常重视在子女面前的权威形象，子女与父母有权力、地位上的差异。因而在本次治疗中也要尊重母亲的权威，既协助母亲改变她的行为和态度，又要避免向母亲挑战，尤其在女儿面前不要让母亲伤了脸面。另外，对于感受的表达，“西方强调个人独立，认为个人的感受很重要，因此每个人对自己的感受很敏感，也习惯于表达出来。家庭治疗的很多技巧都是假设在面谈中案主能把事情、感受说出来，包括负面的感受。而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一般不太重视自己的感受，又受很多规范限制，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面谈中很可能无法表达，尤其是年长一代在涉及负面感受时更是不习惯表达，”[3]如在本案例中，社工与母亲王女士的会谈便会多费一些周折。可见，纯粹依靠语言工具可能使得与案主的会谈变得沉闷、停滞不前，而一些行动表示的方法，如绘画、堆沙雕、做角色互换的家庭作业则更为有效。[3]
5、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收集了大量有关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文章，同时以研究者身边的案例作为个案，分析并探讨了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以及运用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研究有利于单亲家长认识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要影响，从而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以促进子女及家庭的正常发展，同时，研究提出了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的策略。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还不成熟，但是以家庭社会工作作为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介入研究，有利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的积累，从而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探索和研究提供实践基础，丰富该学科研究的内涵。
尽管本研究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个案研究，对个案的分析与介入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状况，在往后的研究中应以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尽量能够体现研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其次，本研究中的个案，尽管研究者已采用了相关的介入策略和手法，可由于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个案的辅导与治疗尚未完成，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对该个案进行介入与辅导，所以，研究的结果还只是个案前期的结果，也就是研究者阶段性的尝试，这便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次研究的说服力。可不管怎样，本次研究作为研究者运用社会工作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初步探索，为日后从事单亲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提供了的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
注释：
[1] 刘鸿雁.单亲家庭研究综述.人口研究. 1998, (2).
[2] 鲁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502.
[3] 庞守兴.试论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1997,(4)：36-39.
[4]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15.
[5] 周月清.家庭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1.
[6] 范明林.社会工作方法与实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102.
[7] 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48-249.
[8] 陈红莉.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22（1）:63-66.
摘自：深圳公益网
单亲家庭的概念
综合分析国内外关于单亲家庭的概念，单亲家庭的概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①家庭成员关系只有一种，即只有单一父亲或母亲与子女关系；②子女应有年龄界定，以成年为标准。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在法律上已被赋与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因而单亲家庭子女的年龄可以界定在18周岁；③子女的婚姻状况应是未婚且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根据这三点，我国学者刘鸿雁将“单亲家庭”定义为“只有父亲（母亲）一方与其未婚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 [1]是较为合适也是有法理依据的。
纵观中外家庭的历史，可以发现，单亲家庭根据其发生的源起不同，而分为以下四类：丧偶式单亲家庭、离婚式单亲家庭、未婚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需要说明的是，界于我国单亲家庭的源起和组成主要是以离异家庭为主，本次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以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作为个案来阐述。
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综述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所实施的家庭教育主要是从开发智力，提高学习成绩这一角度出发的，而实际上，“家庭教育的最主要功能还在于促使子女的社会化，促进其人格多方面的发展，培养出具有独特个性的合格公民。” [2]正是由于家庭在人格形成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复杂多变，对单亲家庭的教育在子女人格形成上的不利影响的研究才变得复杂起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比起双亲家庭中其个性来自父母双方影响的孩子，单一家长的个性、能力及有限性给其子女打下了更清晰的印记。这种情感方面的残缺和缺憾，常常影响着子女成长中的心态、性格和行为。
随着单亲家庭数目的增加，单亲家庭的种种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单亲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其一般定义是“助人自助、改善社会、争取个人权益、实践平等、平权、尊重个人生命和价值” [3]，其工作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因而很自然地应把对单亲家庭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家庭社会工作概述
家庭社会工作是“以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即动员社会及家庭资源，促进家庭正常运转及发展的社会福利服务”。[4] “它是在社会工作理论指导下，以家庭为中心维护家庭的完整，视家庭为一个整体并顾及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的需要，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各项家庭服务，以促进家庭问题的解决。问题解决的过程，包括对整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的需要进行评量（assessment）、介入（intervention）及评估（evaluation）等。”[5]家庭社会工作把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现代家庭婚姻体系中，为家庭提供支持，增强其动力，协助家庭成员处理所遇到的性、结婚与离婚、生育、抚养、赡养、家事管理等问题，增进家庭的福利，使家庭更好地尽责和发挥功能。
家庭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如下两个特点：以家庭整体作为问题评量和介入的重点；重视家庭和社区资源的联结。我国的家庭社会工作包括治疗性和预防性两种模式。治疗性家庭社会工作重在救助出现经济问题、心理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的家庭，预防性家庭社会工作重在家庭功能的发挥。
3.2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家庭社会工作模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精神医学界。“它改变了以往以个人为治疗目标的模式,代之以整个家庭,着眼于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从而解决问题并达成家庭和谐。50多年来,家庭治疗发展迅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根据不同派别的侧重点,可以将家庭治疗分为心理动力学派、结构家庭治疗学派、经验学派、行为学派和心理教育学派。”[3]不同流派的家庭治疗有其共同之处：“都以关怀家庭、协助家庭恢复正常功能为目标,以调整和改变家庭系统的运作为治疗的焦点。”[6]家庭治疗在中国大陆的心理治疗领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在社会工作界则是刚刚起步。
4 个案研究
4.1个案介绍
案例一：
王女士，41岁，籍贯湖南，16年前与丈夫离异，之后到广东谋生，与女儿同住，离职在家近十年，身体有多种疾病。女儿小文，17岁，上高中，成绩较差，不敢主动与人交流，曾停学在家，在镇上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月工资800元。女儿工作早出晚归，与母亲甚少交流，谈话时间一周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一交流便会发生争吵。两个月前，小文在其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辞了之前由其母亲为她介绍的一份工作而换成现在的工作，母亲相当气愤，母女关系出现僵局，或争吵或互不理睬。
家庭成员状况：母亲，小学文化，年轻时家境贫困，与前夫结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在女儿小文约一岁的时候，因夫妻感情不合而离婚，子女均由前夫抚养，其于女儿6岁时获得抚养权，母女共同在南方居住。头四年，请了自己的姐姐过来照顾女儿，四年后，姐姐离开，王女士离职，开始了与女儿的二人生活。女儿，身体正常发育，性格内向、自卑，害怕与人交流，知心朋友较少，学习成绩时常在班里的中下等徘徊，进入高三后，学习赶不上，主动放弃了学业，让学校保留了学籍，高三上学期期末，由母亲介绍了一份工作。
家庭经济状况：能维持基本生活。母亲离职前曾做了几年制衣厂师傅和理发店师傅，手艺较好，有相当的收入并有自己的储蓄。女儿工作后，工资虽不高，可包一日三餐，回家住宿，一个月花费较少，所拿工资基本交由母亲保管。
居家环境：住花园式小区，两室两厅，女儿有一个单间居住，家具齐全。
亲子关系：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离不开女儿，却又不懂得如何与女儿沟通与交流，在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上，多年来都是专制式的打骂，或是偶尔放任式的不理睬，母女俩的沟通相当困难。在父女关系上，据王女士的朋友介绍，女儿很想念自己的父亲，虽然父亲对女儿已经结束了抚养的责任，可幸运的是，离异后的父母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父亲可不时来看望女儿，频率大约是一年有一次。
人际交往：母亲，据其朋友介绍，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与朋友的关系不甚融洽。女儿，平时不敢主动与他人交流，在学校也没有多少同学跟她玩，比较孤独。另外，由于母亲过多的干涉其与他人特别是跟异性同学的来往，导致她与外界的交往更少。
案例二：
吴女士，40多岁，十多年前移居深圳，孩子未出生便遭遇离婚，儿子今年12岁，出生后一直由外婆看管，约8岁由母亲接回深圳上小学。吴女士身体不大好，经常要吃药，现失业在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区的公共服务岗位补贴以及亲戚的相关接济。亲子关系方面，由前期的疏远转为现在的亲密，甚至纠缠，儿子对母亲既依赖又害怕，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开始具有早期的反叛行为。家庭教育方面，母亲对儿子的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注重孩子的学习，孩子的“不听话”时常令她苦恼。
案例三：
赵女士，43岁，曾做过教师，现失业在家，离婚有5年多。儿子15岁，读高中，学习很好，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好，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有自己的方法，对孩子的要求较高，可由于母子俩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亲子之间存在冲突。
4.2个案分析
社会工作领域的干预理论和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告诉我们，个案工作中受助者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环境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其理论模式强调“人在环境中”的观点，着重指出个人的行为是同时由心理和外在的社会因素造成的。本研究主要从家庭因素出发，对案例中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4.2.1父母的社会化程度
父母作为施教者，他们素质的高低对教育质量影响很大，它包括心理和文化素质。父母本身社会化程度较好，家庭教育的质量就会比较高。这是因为素质高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互动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发现、引导子女的兴趣爱好，并用自己以往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去教育子女。相反，素质较低的家长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把握教育方向与方式，容易形成单一方向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子女的全面成长。从案例一可以发现，王女士的文化程度较低，属于小学水平，在从事的工作中主要属于手艺技能型工作，人际关系较为一般甚至紧张，在教育子女方法通常采用的是单一式灌输或强迫，而不是互动的沟通。而在案例三中，赵女士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曾经拥有做教师的经验，对子女教育方面比较有方法，因而对子女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2.2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望
“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望是父母对子女将来社会角色的事先定位。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成长会产生指导性的影响，会影响家庭教育的操作过程和质量。”[6]案例一中，王女士对女儿小文的角色期望较为模糊。首先，在学习上给予了女儿高要求，却又从来不过问女儿学习的困难情况，当女儿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时，便随意放弃对女儿的期望。其次，王女士由于个人认知水平的限制，并没有对女儿将来社会角色进行定位，也没有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性影响，导致女儿在人格发展上没有受到良好的锻炼，从而致使女儿在自我认知水平上被限制，产生性格以及人际交往上的障碍。案例二中，吴女士将儿子的期望简单定位为“听话”，当儿子出现违背或不合作的行为时，母亲就会很沮丧，亲子关系便走向紧张。不难看出，此时吴女士对儿子的角色期望不利于儿子个性的养成。
4.2.3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主要指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居住条件。“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于子女成长是重要的客观条件。首先，物质生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子女生理上的生长发育。其次，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也决定着家庭教育投资情况。”[6]家庭居住条件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居住条件好，能减少对子女的干扰因素，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去学习，同时能够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在案例一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家庭的经济来源得益于母亲早年的储蓄，可是这种只出不进的经济生活方式，难免不会使人对未来产生忧虑以及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表现在女儿身上，便是严格限制女儿的日常花销。另一方面，据考察，母亲王女士不是没有给女儿买参考书和维持基本生活的资金，而是其在主观意识上没有认识到短期资金的投入会给女儿带来长期发展的机遇。案例三则不同，一方面，家庭条件足够宽裕，另一方面，母亲能有意识地为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两种不同的家庭条件，与其子女的不同发展结果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
4.2.4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
家庭结构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是必然和直接的，它对子女心理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些中介因素如亲子关系、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产生作用。“如果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式都比较先进，就能充分调动子女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能够利用家庭中有利因素来避免和克服不利因素，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之，则会影响子女成长。”[6]通过与案例一中王女士的访谈可知，其认为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是首要的，却没有想过怎样去理解孩子，她希望孩子顺从，认为听父母的话就是好孩子，认为学习成绩好才是好学生，否则就会遭到全盘否定。可见，母亲对女儿的教育观念是相对狭隘的。同时，母亲专制式的教育方式，不但不利于女儿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时容易导致母女之间互动沟通变少，关系恶化而引发家庭矛盾。案例二具有相似的情况，吴女士由于扮演了较为强势的角色，使儿子既依赖又害怕，且因有效沟通不足，当儿子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时，便会使自己的情绪受挫，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案例三中，赵女士尽管给儿子创造了较好的家庭条件，但是由于亲子之间基本的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亲子冲突。
综观以上的因素分析，家庭因素是产生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日本犯罪心理学家森武夫说：“家庭是人个性的塑造场”，父母是子女个性形成的首任和最重要的教师。无父的家庭，子女往往缺乏安全感，家庭活动空间较小，子女尤其是男孩子更易被社会不良诱因吸引染上恶习。针对以上个案分析，本文主要从案例一出发，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手法进行家庭社会工作介入。
3.3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在实际介入解决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时，家庭社会工作中运用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一些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传统方法，如微观层次的个案工作，中观层次的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政策等，还包括家庭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种特定的方法——家庭治疗。以下具体运用家庭治疗的相关模式，来探讨与分析上述案例中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模式，以整个家庭为治疗的单位，着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家庭治疗理论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与家庭、与家庭其他成员的互动的结果，个人的问题不单单是个人问题，还可能与家庭有关，可能是家庭系统造成的。所以家庭治疗的治疗对象不只是病人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增进情感交流和相互关心的做法，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达到和睦相处、向正常发展的目的。”[8]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家庭沟通治疗模式，强调系统取向来帮助家庭，以促成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真正的成长。其目标“着重于提高人的自尊，改善沟通，使人更加‘人化’，而不着重于消除‘症状’，清除问题。”[7]萨提尔注重分析家庭的沟通模式，认为“沟通涉及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面。良好的沟通就是兼顾三个方面，表现出表里一致的沟通特点，也就是直接、清楚、完整，采用这种沟通方式的家庭有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应付各种困难；相反，在有问题的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含糊的、间接的，一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演变成危机和家庭纠纷”。[8]她将表里不一的沟通形式分为四类，即讨好型、责备型、超理智型、打岔型。所以家庭治疗者的任务就是“消除破坏性的沟通，改变扭曲个人需要的沟通方法，鼓励、支持和协助家庭成员学习直接的、表里如一的沟通方法，从而增进自我价值，解决家庭问题。”[7]
3.3.1介入家庭与评估诊断
虽然在家庭治疗的理论中，介入家庭和评估诊断是两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但是在实务工作，这两个环节是交织和重叠在一起的。对于家庭社会工作者来说，评估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家庭的组织结构和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在案例一中，王女士与女儿组成的单亲家庭的特殊环境，不可避免给孩子造成特殊的心态。如小文不满周岁便父母离异，跟随父亲，婴幼儿时代便失去了母亲细致的照顾。童年时代，父亲再婚，遭到继母的冷落。不久，被父亲送到南方母亲的身边。在开始的四年，主要是受到姨母的照顾，10岁开始，便正式由母亲看管，在短短的十年间，在其他小孩正经历快乐无忧的童年时代的时候，小文经过多次的家庭变迁，最后回到母亲的身边，却遭遇母亲专制式的管教，女儿不能违背母亲的任何指令，否则便换来家庭的鸡犬不宁，偶尔的反抗成为坏孩子与不孝女儿的代名词，在这种受谴责的心理压力下，在不能选择逃离的情况下，女儿选择沉默，选择顺从与忍让，亦同时为自己的心理与性格发展设置了无形的障碍。通过观察和交流，社工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如下评估：这是一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二人单亲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含糊的、间接的，家庭成员表里不一的沟通形式主要表现为责备型，从而导致了母女关系的僵化，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对女儿的教育问题方面，母亲通常采用的是一种专制式的教育方式，具体表现就是母亲对女儿的行为过多的干涉，采取强制手段让孩子听命于母亲，漠视孩子的兴趣和意见；同时，母亲对女儿的教育观念也相对较狭隘，以学习成绩来衡量孩子的好坏，漠视孩子心理性格及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尤其不利于女儿小文的个性及人格的发展与成熟。
3.3.2确立目标和干预措施
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要去重建一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家庭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重建支配家庭互动的系统，以使家庭功能更有效的运行，并使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健康的发展。社工运用家庭治疗的各项操作技术制定了旨在重建这个家庭互动模式的工作目标和具体的干预措施：
确定目标：
（1）协助王女士及其女儿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破坏性沟通模式。
（2）重新发现彼此和至亲各具人性的一面，鼓励她们对彼此信任并提高她们对这个家的认同感。
（3）协助家庭改变破坏性的沟通方法，化责备型的沟通形式为平等互动的沟通形式。
（4）帮助王女士与女儿接受她们与一般家庭的差异，或者与理想的家庭模型的差异。鼓励这个家庭发展新的规则、新的互动模式和家庭系统。
干预措施：
（1）与案主王女士及其女儿联系，并与之发展和谐互信的关系。
（2）鉴别母女俩的沟通模式与其在压力下的应对姿态。
（3）让王女士和其女儿在社工面前重演他们典型的冲突过程和情景，社工在这样的情景中帮助他们认识冲突的实质和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法。
（4）安排王女士母女两周的见面，每周两次，让其在接受社工的辅导过程中学习控制自己不良情绪和行为的技巧。
（5）让王女士学习与孩子沟通和相处的技巧。
（6）让王女士和女儿用“ 头脑风暴”的方法，分别列出对对方不满的地方，社工对这些不满之处进行重新框架。
（7）协助王女士及其女儿处理未满足的期望，同时协助双方都能接受对方，同时接受自己，以及接触、接纳和运用自身和家庭中的内在资源。
（8）让王女士和女儿提出对家庭未来的构想和期望。
（9）引导王女士及其女儿探索各自的心路历程，将难题转化成正向目标，并作出改变。
传统西方式的社会工作定义指导下的家庭治疗理论，在本土的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困惑，因而在家庭治疗技巧上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中国的父母非常重视在子女面前的权威形象，子女与父母有权力、地位上的差异。因而在本次治疗中也要尊重母亲的权威，既协助母亲改变她的行为和态度，又要避免向母亲挑战，尤其在女儿面前不要让母亲伤了脸面。另外，对于感受的表达，“西方强调个人独立，认为个人的感受很重要，因此每个人对自己的感受很敏感，也习惯于表达出来。家庭治疗的很多技巧都是假设在面谈中案主能把事情、感受说出来，包括负面的感受。而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一般不太重视自己的感受，又受很多规范限制，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面谈中很可能无法表达，尤其是年长一代在涉及负面感受时更是不习惯表达，”[3]如在本案例中，社工与母亲王女士的会谈便会多费一些周折。可见，纯粹依靠语言工具可能使得与案主的会谈变得沉闷、停滞不前，而一些行动表示的方法，如绘画、堆沙雕、做角色互换的家庭作业则更为有效。[3]
5、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收集了大量有关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文章，同时以研究者身边的案例作为个案，分析并探讨了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以及运用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研究有利于单亲家长认识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要影响，从而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以促进子女及家庭的正常发展，同时，研究提出了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的策略。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还不成熟，但是以家庭社会工作作为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介入研究，有利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的积累，从而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探索和研究提供实践基础，丰富该学科研究的内涵。
尽管本研究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个案研究，对个案的分析与介入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状况，在往后的研究中应以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尽量能够体现研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其次，本研究中的个案，尽管研究者已采用了相关的介入策略和手法，可由于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个案的辅导与治疗尚未完成，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对该个案进行介入与辅导，所以，研究的结果还只是个案前期的结果，也就是研究者阶段性的尝试，这便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次研究的说服力。可不管怎样，本次研究作为研究者运用社会工作对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初步探索，为日后从事单亲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提供了的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
注释：
[1] 刘鸿雁.单亲家庭研究综述.人口研究. 1998, (2).
[2] 鲁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502.
[3] 庞守兴.试论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1997,(4)：36-39.
[4]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15.
[5] 周月清.家庭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1.
[6] 范明林.社会工作方法与实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102.
[7] 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48-249.
[8] 陈红莉.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22（1）:63-66.
摘自：深圳公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