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社会组织建设的改革中，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东莞，扛起社会改革的大旗
国外的社工可能会为弱势群体跟政府抗衡，但东莞引进社工是为了和谐社会。
让东莞一万多名盲人活得有尊严，这是盲人叶照明多年来的愿望。眼下，因为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会组织建设运动，这个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
2011年年末，一个旨在培育公益社会组织的创投大赛在广东东莞落幕，叶照明的“盲友之家”项目最终入选。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从政府1000万创投基金中，获得至少10万元。
这仅是东莞政府激发社会活力的表征之一。早在2011年8月，东莞就已发出对民间组织全面松绑的信号，不再要求挂靠具体主管单位。不仅多家“黑户”顺利转正，更有许多外地NGO在东莞设立分部。
外界用“大胆”来形容东莞这场社会改革，但鲜为人知的是，之前东莞已经摸索了整整四年。
起步：政治压力下一路小跑
作为视力0.1的视障人士，叶照明是一名东莞普惠社工服务中心的助理社工师。在东莞，共有七家像“普惠”这样的社会机构，它们是东莞探索社会改革最早的载体。
这些机构都由民间自发组织，但无一例外，它们都是官方信得过的伙伴。
“对你的背景要知根知底，政府才放心。”东莞大众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余欣说，在国外，社工可能会为弱势群体跟政府抗衡，但东莞引进社工是为了和谐社会。
响应中央社会建设的号召只是外因，东莞有“世界工厂”之称，由此衍生的社会矛盾也更尖锐。东莞一份有关社会建设的文件称，金融危机导致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矛盾特别突出，“东莞迫切需要社工，来协助党和政府维稳”。
稳，这也是东莞引进社工之初的宗旨，所以才有了长达一年半的酝酿。2007年陆续派人到香港、上海等地调研后，东莞官方形成了社会工作的发展方针：政府指导，民间运作。
“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设几个事业单位。”东莞民政局社工科科长赵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只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它用谁不用谁，人财物跟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对于社工机构的发起者来说，心中有一根弦却一直紧绷，那就是政治因素。
2009年3月，一位本地商人注册成立了东莞最早的社工机构——大众社工服务中心，挂靠在东莞民政局。当时所有民间组织注册，都必须找到一家主管单位挂靠，东莞包括社团、协会等在内的大约2000家社会组织中，获得合法身份的公益组织仅有二十来家。
据了解，为了让这些年轻社工更加爱党爱国，东莞领导多次带领他们到东莞军分区观摩部队训练，学习军史、党建。东莞市2010年曾规定，30人以上的社会组织必须建立党组织。
2009年11月，172名社工正式持证上岗，政府给每个人开出的价码跟公务员相当，一年6万。“我们不想推得太快，现在民生建设，四处都要花钱，你强调你这一块多一点，那人家教育、卫生不重要吗？”赵胤说。
因为比深圳慢了半拍，东莞一起步几乎就是一路小跑。“东莞官员很务实，他会问你为啥不做个案。但深圳要创新，一年就要出个模式。”余欣说。他曾是深圳最早的社工之一。
高压的态势，还体现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比如社工的权益。社工经费不仅要列入每年政府财政预算，政府还给社工机构立下军令状，不得拖欠社工工资，6万中的80%要发给社工。
碰撞：花这么多钱值吗？
不是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愿意购买社工服务。“有的干部说，花那么多钱请别人帮忙，为什么不自己来做？”东正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柏全回忆说。东正是东莞的社工服务试点社区之一。
基层干部和社工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出现。普惠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周巍经常听到手下抱怨，基层有时把他们当行政人员使。
市里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基层干部到香港参观学习，那里社工文化已经发展六十多年，另外就是在各种场合向他们灌输“花钱很值”的观念。这些基层官员的观念的真正改变，还是在看到“甜头”之后。
莞城区有对老夫妻，因为小孩失踪多年，常去政府那儿闹。“普惠”的社工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慢慢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理解政府难处。“群众对干部不信任时，我们不带任何立场，很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周巍说。
位于东莞老城区的东正社区，算是东莞治安最好的社区之一，但王柏全身上的维稳担子并不轻。“尤其是一些低保户，还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精神压力都不小。”王柏全说，以前政府购买的是家政服务，而社工是心灵导师，“一年只要能帮助两三个弱势居民走上正常生活，我觉得就值了。”
比起普通志愿者，社工的专业性更强。东莞现有的将近700名社工，全部通过了国家的社工师资格考试。
一个常被基层忽视的群体，还有弱势群体的家人。“普惠”社工钟柳青，在对莞城区1369名残疾人家属做过问卷调查后发现，“84%的人照顾残疾人家属15年以上，他们的无力感很强。”
但面对弱势人群和家属的心理压力，东莞的公共服务早已难以维系。在叶照明二十多年的人生中，除了曾经接受过残联一次盲人按摩的培训，他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
残联下边虽设有盲协，但到社区最多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叶照明设想中的“盲友之家”项目，希望弥补盲协人员少、工作面窄的不足。不仅可以帮盲人找工作，也可以帮他们找对象。
两年下来，不到700名社工，已经累计做了6424个个案，小组工作1897个。这给政府不小的信心。2010年，在最初4家社工机构的基础上，陆续又有3家社工机构注册运行。2011年，东莞市又拿出4000万，在20个社区建立综合服务中心试点，今后每年将以15%的速度推进。
加速：在两封领导批示之后
2011年7月末，一封普通社工池文华的公开信，引发热烈讨论。在这封写给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信中，池文华提到了东莞社工的困局。
东莞社工机构成立之初，很多社工从深圳投奔到东莞，但因为东莞收入比深圳低1.5万，又不解决户口，很多人开始回流。另一问题是政府放权速度慢，只有七家社工机构远远不够。
刘志庚做出批示后，东莞很快将社工薪资标准从6万提高到了7.2万。10月，东莞举行首届公益创投大赛，除了7家社工机构，大赛首次向所有的公益机构敞开大门。
开始赵胤还担心没人来，结果不光收到两百多个项目申请，连上海、深圳的公益组织都来报名。“政府投1000万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这些组织能够尽快得到社会的认可，把民间活力真正激发出来。”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利伟中说。
之后，东莞又拿出1000万成立了更基础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把有些连个窝都还没有的民间组织聚集在一起，如今已经有十家组织入驻。
东莞8月出台的社会组织登记新政，已经为登记扫清障碍。不仅无须挂靠主管单位，民办非企业类组织的注册资金门槛更是从最初的3万降到了1万。但因为名称被认为不符合要求，一个名叫坤叔的人前来登记的时候吃了闭门羹。
坤叔在东莞从事民间助学多年，登记的时候他希望叫“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千分一”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此事做出批示。之后，一个工作组抵达东莞过问此事，坤叔的申请于工作组抵达当天成功获批。
民间组织登记松绑至今的4个月内，东莞的公益民间组织，从原先的二十多家，增加到六十多家。而松绑的类别也在从公益慈善类向其他类别扩展。一些传统合作禁区也在被打破。“普惠”已开始跟香港乐施会展开项目合作。刚闭幕的东莞党代会上，更首次出现了社会组织党代表的身影。
放开后，监管的尺度如何拿捏，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改革创新总有风险，现在只能宽进严管。”利伟中说，他最不放心的是资金的使用问题。除了委托第三方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跟踪评估，每年还要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其进行严格审计。
据了解，东莞下一步还有更大的改革动作——政府不仅从社工机构那购买服务，还将把更多的职能打包卖给民间社会组织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