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公益
2012年未必是地球的末日，却无疑是世界经济黯淡的一年，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到本身不能产生经济收益却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组织。
□企业基金会
一个“逆袭”独立性案例
8月6日，万通公益基金会与十数家项目合作伙伴进行了交流研讨会，相较于两年前那场“激烈交锋”，这次交流的双方格外友好亲切。显然，经过两年的磨合沟通，这家由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已经与民间公益组织实现了真正的友好互动和携手进步。然而，就在一片进步的气氛中，多年来一直强调“独立”的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却宣布“未来基金会将向企业回归”，而一向敢言的李劲也并不回避，调整的主要原因来自经济下滑给基金会带来的募款压力。
“从强调独立到向企业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应该说，这是基金会为适应现实情况而做的一种战术性调整。”李劲说。
万通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作为一家不能向社会公募的基金会，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来自于万通地产、万通实业和创始人冯仑的个人捐赠。
虽然身为一家企业基金会，但多年来，秘书长李劲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基金会的“独立性”。在2010年基金会与合作伙伴交流会的现场，有合作的民间公益组织质疑万通基金会因为要受“企业需求的影响”而不能很好顾及合作伙伴的感受，李劲回答，“我们没有承受来自企业的压力，独立是万通基金会的原则。”而在两年后，当独立的万通基金会顺利踏上与合作伙伴的和谐之旅时，李劲却意外宣布“基金会将从独立基金会向独立运作的企业基金会转变。”
究其原因，李劲坦言：主要原因来自于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募款压力。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此前，万通基金会这部分费用每年为70万左右，这意味着，基金会每年必须募集到700万元的捐款并投入公益项目，才能获得维系正常运转的70万元费用。
从成立至今，除了一笔30万元的玉树救灾专款来自深圳鹏华基金之外，万通基金所有捐款都来自万通企业和冯仑本人，每年万通控股和万通地产会分别把净利润的1％和0.5％捐给基金会。
而随着全球经济下滑，“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700万元的募款对基金会来说将是个挑战。”李劲说。
完不成700万的捐款，意味着基金会拿不到70万元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面对经济压力，李劲一改过去对基金会独立性的强调，开始向企业“靠拢”，其中一个现实的做法是，将两名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劳动关系放回企业去，由企业发工资，以此降低行政管理费，最终降低募款总额的压力。
而对企业的回报，李劲表示，基金会未来将更多考虑对企业的品牌宣传，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多参与基金会活动的机会。
“至于更多的品牌宣传，目前还没想好。”李劲说。
“企业基金会独立与否取决于其自身定位，不存在好或不好的判断，因此，万通基金会的调整本身无可厚非，但从基金会的整体结构上，我们会希望更独立的基金会越多越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
□公募基金会近忧募款远忧信心
作为近年因信息透明而声名鹊起的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同样遭受了全球经济下滑的冲击，秘书长刘文奎坦言：“筹款压力挺大，过去走一个人马上会补一个人，现在为了降低行政开支，如果有人员离开，我们会尽量让其他人顶上，能不补就不补，能少补就少补。”
2010年，扶贫基金会筹款达到5个多亿，去年筹款总额则为2.6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大的自然灾害少；第二是“郭美美”等负面事件的影响；第三就是来自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经济衰退今年带来的影响会更大。”刘文奎说，为了应对筹款压力，扶贫基金会今年调整了筹款目标。尽管基金会的品牌项目运行状况都不错，基金会的口碑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基金会仍慎重地把今年筹款目标定为2.6亿，与去年持平。
“目前来看，基金会还可以持续，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扩散，公益行业未来的发展压力会更大，而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行业本身和公众的信心，一时的危机和难关都容易渡过，如果这种压力持久存在，而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就会动摇行业和公众对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信心，而信心的恢复可能是最慢的。”刘文奎说。
“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购买，放宽对基金会的免税范围，把政府接受的捐款多让出一些给民间组织，相信如果政府多做一些调整，对改变现在的困境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刘文奎说。
□民间组织
政府发力前景乐观
正如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中国虽受影响但仍被多国寄望、为缓解危机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样，在这场经济危机浪潮中，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受益于积极的政府政策，成为“安全岛”。
刘文奎对“政府购买”的期望在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红丹丹教育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身上得到了印证。
“虽然经济不好让企业效益受影响，但今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购买，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感觉发展前景很乐观。”红丹丹创始人、中心主任郑晓洁的声音透着喜悦而轻快。
据郑晓洁介绍，去年，红丹丹的“盲人出行”项目实现了北京市的政府购买，得到5.6万元的项目费用，今年红丹丹提交了三个项目参与政府购买的申报，郑晓洁觉得“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去年政府购买占红丹丹总收入的5%，今年应该可以达到30%，我们明显感觉到一年比一年好！”在政府的扶持下，郑晓洁觉得，虽然全球经济衰退，“但我们并没觉得受到威胁。”
虽然政府保障让民间组织在危机下仍能平稳发展，但另一家“还没受什么影响”的民间公益组织创始人则表达了一种更好的保障方法，“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主任李涛说：“从长远来看，公益组织抵御经济危机冲击的最好方法是依靠最普通的公众，如果我们的发展都是依靠普通百姓的支持实现的，那即使经济危机到来，百姓对你的信任不会影响小额捐款，即使捐款会缩水，也不至于酿成大危机。”
“公益组织要健康发展，真正可以依靠的是最普通公众，因此，降低公益组织的注册门槛，放开公益组织的公募权，才是对公益组织长远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也只有让公益组织真正依赖公众，而不是依赖企业，才能切实有效地推动公益组织的透明化进程。”李涛说。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唇腭裂慈善救助机构美国微笑列车创立于1997年。虽经历过经济危机时期，但由于一半以上的捐款都来自于个人，而个人常态的小额捐款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不会太大，所以，微笑列车始终保持着高效运转，以“平均每5分钟完成一台免费手术”的速度为全球各地的贫困患儿带来新生。
□专家
制度瓶颈亟待打破
“全球经济衰退给公益事业带来的影响去年就已经体现出来了，2011年中国捐款总量减少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今年经济更不景气，从长远来看，公益事业要健康发展，目前的制度瓶颈需要打破。”邓国胜说。
邓国胜所说的制度瓶颈可以用三个数字来体现。
8%：《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这意味着不能向公众募款的非公募基金会如果每年不能获得捐款，将会逐年萎缩。
10%：《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意味着基金会如果要维持正常运转，每年必须募集到运行成本10倍的捐款，否则，正常运行无以为继。
2倍：《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营利组织要获得免税资格，其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在以上三个数字的“三管齐下”形式下，中国的基金会一方面承担着生存和发展的募款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工作人员工资回报低的限制。
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做着基金会的工作，拿着企业的工资。不久前，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中国企业基金会发展研究报告2011》显示，中国企业基金会披露的工作人员数量平均每家只有两人。一家著名的企业基金会工作人员坦言：“我们都是企业员工的身份，如果算基金会的人，一方面不要说奖金福利，连正常的收入都不理想；另一方面，相较于基金会单一扁平的结构，企业有更多的升职空间。”
“一方面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的民间力量可以进入公益行业；另一方面，对进入行业的组织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取消限制性的束缚，这无论是应对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着眼于长远的公益事业发展，都至关重要。”邓国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