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
这是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冯秉铨（1910-1980）为人师者的感言，更是他为国育才的使命感与紧迫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冯秉铨，在历史的洪流中，却选择了投身“科学救国”；曾被视为哈佛的学术新星，他却践行“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誓言；他的振荡理论研究本已领先，却为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自愿搁置了科研工作。
冯秉铨将一腔热爱，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科学，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电子学家，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理论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肯定，而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则有效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冯秉铨教授
少年立志 投身“科学救国”
冯秉铨出生于河北省新安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便在文史方面崭露才华。1923年，在那个深信“明理”远比“格物”重要的年代，因为父亲冯克庄的坚持，13岁的冯秉铨穿着一身布裤褂走出白洋淀，走进北平私立汇文中学的课堂。
当时，五四运动“科学救国”的主张渐渐被许多青年人接受，而冯秉铨在汇文时期的物理老师“物理张”便是积极的拥护者。“中国几千年来，讲孔孟仁理讲得太久了，现在该是讲物理的时候了。”这句话给了冯秉铨很大的冲击。他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铁路在1825年就已诞生，但中国差不多过了60年后才开始自己修建铁路。“科学技术落后是国家积弱、受列强侵略的原因。”从那时候开始，冯秉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物理、化学、数学中去。
16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16名学生之一。当时，清华的通过率极低，待四年后毕业时，冯秉铨成为物理系仅有的3个顺利完成学业的毕业生之一。
毕业后，在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的推荐下，冯秉铨来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放弃高薪 毅然回归祖国
在岭南大学，他的出色表现赢得师生们的广泛赞誉。两年后，冯秉铨考取了燕京大学研究院。1934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又回到岭南大学任教。翌年，25岁的冯秉铨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1940年8月，冯秉铨获得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轮船到达檀香山以后，当地一个美国记者问到留学生们为何出国时，冯秉铨告诉记者：“我们到美国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对美国人民有所了解，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冯秉铨教授（前排左三）在华南工学院与海内外学者交流后合影
在美国读书期间，冯秉铨刻苦努力，不到两年便取得博士学位，并先后受聘为哈佛大学讲师、研究员。他被选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还组织留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募捐和义卖活动。
冯秉铨被视为哈佛一颗学术新星，月工资已经高达400多美元，在当时，这是真正的优薪厚职。然而，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月是故乡明”，这个简单的理由，让他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要买到一张船票比登天还难。冯秉铨和妻子高兆兰四处奔走，才获悉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1946年3月，冯秉铨夫妇登上路易丝·莱克号货轮，靠着吃缓解晕船的药物，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旅。
回国做什么？在冯秉铨看来，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从1946年9月接受岭南大学的聘书以来，教育成为冯秉铨生命的主题，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坚持带着6名研究生。
1952年，随着华南工学院的组建，冯秉铨被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教务长。冯秉铨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到华南工学院的筹备工作中。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把华南工学院办成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先进的中国的理工科大学。
殚精竭虑 探索教育模式
冯秉铨教授在上课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冯秉铨参与了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在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的影响下，冯秉铨萌发了建立振荡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志向，并为之开展了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
然而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南工学院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都，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面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国防科工委、中科院电子所的邀请，冯秉铨仍然选择留在学校，并按照学校的决定重建电讯工程系。
为了让教师尽快地成长起来，每上一门课，冯秉铨就指定一名青年教师跟班听课。课后，他把自己的讲稿，包括习题、实验设计等一套教学过程安排的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接班讲课的青年教师。与此同时，他也反过来跟班听课，结合实际对青年教师再加以辅导。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 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他一天干几天的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从1958年到1963年，冯秉铨一个人开设了12门专业课和基础课，高峰期间每周上课时数达到27学时。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10岁，60岁要当50岁用。”
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系从无到有，成为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牌专业。
冯秉铨还提出，要把教学工作当做一项科学研究来对待，他坚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应用到教学改革当中。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冯秉铨提出了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的问题，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教学工作的文章，其中“一切为学生”“教学目的是教懂学生”“教学改革主要依靠教师”等观点，对于纠正“学苏”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超学时和偏废现象，推进教学改革，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敢于担当 勇攀科学高峰
作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科学专家，为国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是冯秉铨毕生的追求。
1979年，冯秉铨（左）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一起交流
1958年，在北京开幕的“全国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展览会”上，冯秉铨主持研制的华南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在会上大放异彩，《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称赞其为科学技术尖端的成就。他还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俄汉自动翻译电子计算机。1960年2月，胡乔木参观俄汉自动翻译电子计算机并题词：“别人已经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做到。”
冯秉铨对于工作的热忱溢于言表，他始终对祖国抱有一份赤子之心。从1976年2月起，冯秉铨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平均每天写1万字，不完成就不睡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年逾古稀的冯秉铨交出了优异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题；仅从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120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冯秉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参与制定了《1978－1985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大会结束返校后，他为师生员工作演说，传达会议精神，还兴奋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80年的西樵山上，冯秉铨突然病发，后在医院辞世，终年70岁。时任华南工学院院长张进在悼念冯秉铨的诗中写到：“学识精深孰与伦？深宵灯火一劳身。华工园里花初发，却失辛勤培植人。”这是对学校痛失一员大将的惋惜，也是对冯秉铨之于学校贡献的贴切评价。
冯秉铨铜像
2010年12月3日，在华南理工大学美丽的东湖湖畔，多了一尊铜像，这是为纪念冯秉铨教授诞辰100周年而建。先生满腔热血的爱国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奋蹄不止的开拓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工人。
（整理：赵春旭）
“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
这是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冯秉铨（1910-1980）为人师者的感言，更是他为国育才的使命感与紧迫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冯秉铨，在历史的洪流中，却选择了投身“科学救国”；曾被视为哈佛的学术新星，他却践行“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誓言；他的振荡理论研究本已领先，却为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自愿搁置了科研工作。
冯秉铨将一腔热爱，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科学，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电子学家，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理论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肯定，而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则有效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冯秉铨教授
少年立志 投身“科学救国”
冯秉铨出生于河北省新安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便在文史方面崭露才华。1923年，在那个深信“明理”远比“格物”重要的年代，因为父亲冯克庄的坚持，13岁的冯秉铨穿着一身布裤褂走出白洋淀，走进北平私立汇文中学的课堂。
当时，五四运动“科学救国”的主张渐渐被许多青年人接受，而冯秉铨在汇文时期的物理老师“物理张”便是积极的拥护者。“中国几千年来，讲孔孟仁理讲得太久了，现在该是讲物理的时候了。”这句话给了冯秉铨很大的冲击。他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铁路在1825年就已诞生，但中国差不多过了60年后才开始自己修建铁路。“科学技术落后是国家积弱、受列强侵略的原因。”从那时候开始，冯秉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物理、化学、数学中去。
16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16名学生之一。当时，清华的通过率极低，待四年后毕业时，冯秉铨成为物理系仅有的3个顺利完成学业的毕业生之一。
毕业后，在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的推荐下，冯秉铨来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放弃高薪 毅然回归祖国
在岭南大学，他的出色表现赢得师生们的广泛赞誉。两年后，冯秉铨考取了燕京大学研究院。1934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又回到岭南大学任教。翌年，25岁的冯秉铨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1940年8月，冯秉铨获得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轮船到达檀香山以后，当地一个美国记者问到留学生们为何出国时，冯秉铨告诉记者：“我们到美国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对美国人民有所了解，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冯秉铨教授（前排左三）在华南工学院与海内外学者交流后合影
在美国读书期间，冯秉铨刻苦努力，不到两年便取得博士学位，并先后受聘为哈佛大学讲师、研究员。他被选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还组织留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募捐和义卖活动。
冯秉铨被视为哈佛一颗学术新星，月工资已经高达400多美元，在当时，这是真正的优薪厚职。然而，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月是故乡明”，这个简单的理由，让他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要买到一张船票比登天还难。冯秉铨和妻子高兆兰四处奔走，才获悉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1946年3月，冯秉铨夫妇登上路易丝·莱克号货轮，靠着吃缓解晕船的药物，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旅。
回国做什么？在冯秉铨看来，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从1946年9月接受岭南大学的聘书以来，教育成为冯秉铨生命的主题，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坚持带着6名研究生。
1952年，随着华南工学院的组建，冯秉铨被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教务长。冯秉铨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到华南工学院的筹备工作中。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把华南工学院办成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先进的中国的理工科大学。
殚精竭虑 探索教育模式
冯秉铨教授在上课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冯秉铨参与了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在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的影响下，冯秉铨萌发了建立振荡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志向，并为之开展了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
然而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南工学院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都，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面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国防科工委、中科院电子所的邀请，冯秉铨仍然选择留在学校，并按照学校的决定重建电讯工程系。
为了让教师尽快地成长起来，每上一门课，冯秉铨就指定一名青年教师跟班听课。课后，他把自己的讲稿，包括习题、实验设计等一套教学过程安排的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接班讲课的青年教师。与此同时，他也反过来跟班听课，结合实际对青年教师再加以辅导。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 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他一天干几天的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从1958年到1963年，冯秉铨一个人开设了12门专业课和基础课，高峰期间每周上课时数达到27学时。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10岁，60岁要当50岁用。”
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系从无到有，成为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牌专业。
冯秉铨还提出，要把教学工作当做一项科学研究来对待，他坚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应用到教学改革当中。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冯秉铨提出了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的问题，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教学工作的文章，其中“一切为学生”“教学目的是教懂学生”“教学改革主要依靠教师”等观点，对于纠正“学苏”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超学时和偏废现象，推进教学改革，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敢于担当 勇攀科学高峰
作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科学专家，为国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是冯秉铨毕生的追求。
1979年，冯秉铨（左）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一起交流
1958年，在北京开幕的“全国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展览会”上，冯秉铨主持研制的华南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在会上大放异彩，《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称赞其为科学技术尖端的成就。他还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俄汉自动翻译电子计算机。1960年2月，胡乔木参观俄汉自动翻译电子计算机并题词：“别人已经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做到。”
冯秉铨对于工作的热忱溢于言表，他始终对祖国抱有一份赤子之心。从1976年2月起，冯秉铨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平均每天写1万字，不完成就不睡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年逾古稀的冯秉铨交出了优异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题；仅从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120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冯秉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参与制定了《1978－1985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大会结束返校后，他为师生员工作演说，传达会议精神，还兴奋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80年的西樵山上，冯秉铨突然病发，后在医院辞世，终年70岁。时任华南工学院院长张进在悼念冯秉铨的诗中写到：“学识精深孰与伦？深宵灯火一劳身。华工园里花初发，却失辛勤培植人。”这是对学校痛失一员大将的惋惜，也是对冯秉铨之于学校贡献的贴切评价。
冯秉铨铜像
2010年12月3日，在华南理工大学美丽的东湖湖畔，多了一尊铜像，这是为纪念冯秉铨教授诞辰100周年而建。先生满腔热血的爱国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奋蹄不止的开拓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工人。
（整理：赵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