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广州市从2008年起试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推广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形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广州模式”。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先行地区之一，“广州模式”历经数年探索，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准入、评估、提升服务质量等发展困境。其实，这并非广州一地的困境，而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阵痛期”。那么，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又怎样度过这一“阵痛期”呢？本报特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对此做出回应。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驶入了快车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拓展，社会工作在改善民生、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由于社会工作方面的制度建设不配套，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也由于社会工作队伍自身能力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工作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困境，有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问题。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可行的制度作保障。社会工作制度主要包括社工人才培养制度、职业水平评价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服务激励制度，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和监测评价制度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制度逐渐建立，人才培养得到快速发展，但专业人才的使用和激励问题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这表现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比较滞后，社会工作岗位开发严重不足，阻碍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本行业顺利就业，也导致社会工作人才的所谓“流失”。
政府购买服务实施中的问题。近几年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大力推行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在珠三角地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较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比较快。客观地说，这些地方先行先试，大力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对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大规模、高要求的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和并不充裕的项目经费，也可能带来承接服务主体之间的不规则竞争。一些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迟滞也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生存带来威胁。
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问题。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政府购买服务也吸引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创业，但这些大学毕业生有人生阅历不足的缺陷。另外，大学毕业生的专业理想与发包服务的政府部门所提出的行政化、维稳性的工作任务存在落差也使这些毕业生处境尴尬。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不是社区工作者，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专业服务是他们的长项。但我国社会工作嵌入型发展的现实，使得社会工作者不可能脱离繁杂的基层工作而完全独立地开展专业服务活动。
社会工作机构问责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社会服务需要问责，政府购买服务需要对承接服务者的服务活动进行评估、监督，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服务制度所要求的。近几年来，社会工作发达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都制定了监督评估社会工作机构服务的标准，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评估。但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比较晚，所以评估指标和评估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看到，在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已经或正在成为深入探索并力求解决的问题。如，在实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中，通过政府官员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负责人（社会工作高校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的互动及相互了解，上述问题正在加以解决。笔者了解到，广州市正在制定社会工作者相关政策，保护社会工作者的权益，也对社会工作从业者提出了标准化要求。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也已在成员中倡导自律——强化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精进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效果，实现相互合作和公平竞争。社会工作在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上在逐步推进，而且有望有一个较好的结果。
实际上，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宏观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如果像18部委所承诺的那样，各系统、各部门统一思想和认识，协同努力，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就会得到更快、更健康地发展，适合我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制度会更快建立起来，并使社会工作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